匾額，是幾千年中華文明發展的產物，是具有鮮明中國文化特點的一種藝術形式，它集思想、文學、書法、裝潢等內容為一體，在我國得以廣泛發展和應用，在中華文明史中有著鮮亮的承載，也在當今的社會發展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匾額的歷史源遠流長，一般資料認為起始于秦漢，發展于唐宋，而盛行于明清。雖無明確記載可查，但依據中國文字的發展史和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風氣的推崇等推斷，匾額一定是依附了建筑和文字而產生和發展，在幾千年的文明發展過程中，那些封建帝王的宮殿和官邸，廟堂寺院的門額宣示，以及建筑園林關隘門戶裝點，一定大量采用了匾額的形式，直到宋代，由于清明上河圖等畫面資料的出現，才使我們見到匾額在市井生活中的應用實樣，匾額在人們生活中應用之廣泛，其作用之重要得到了全面了解，其制式、內容、書體、色彩可謂反映詳備。宋代以后，中國書法逐步從卷軸尺把向廳堂張掛發展，必定對匾額有了新的促進，其進一步的演化也是必然的。人們在張掛欣賞書法作品的同時，也一定將內容鐫刻在木質材料上走向室外長期欣賞保存。匾額的功用進一步拓展，堂館齋號，旌表祝頌，警句銘示等逐步走向民間。到了清代，匾額才作為一種文化形式，見諸于文字記載，如曹雪芹的小說紅樓夢，李漁的閑情偶記，其后的揚州畫舫錄等，都對匾額有了詳實記載。清末明初，照相術的出現，使我們得以見到大量的匾額圖片，匾額也以其獨有的形式魅力更為廣泛的走向社會，幾乎涵蓋了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層面，開創了我們匾額文化的鼎盛局面。

     建國以后，由于社會發展的特殊性，匾額應用加以限制，文字改革等活動也對匾額文化形成沖擊，新的建筑和新的社會環境，使我們幾乎忘記了匾額，全國除少數文博宗教場所外，大部分匾額下撤，部分實物也在社會變革中遭到遺棄和破壞。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匾額作為封建余毒，遭到社會的冷落，絕大部分實物遭到毀損，形成有史以來對匾額文化的重大摧殘。

    直到改革開放，文化復興，匾額重又回到人民的生活中，這一古老的藝術形式逐步得以恢復，并隨著社會經濟文化得以進一步發展，書法藝術的普及使匾額的書寫更加多樣化，由原來的正楷一統天下變為無所不取，并由此派生出了新的藝術形式“刻字”藝術，各種新材料新工具新技術的應用，使匾額更為多樣更為簡單，因而匾額應用迅速廣泛普及，懸掛匾額成為各種場合文化品位和文化取向的一種表征，漸而成為一種文化時尚。國力的日益強盛帶來了匾額藝術的春天，時至今日，不論從數量、質量、品位、形制各方面，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匾額的用途極廣，幾乎涵蓋了社會、機關、團體、宗教、文化、商業、園林、居室等各個層面和場所。自古以來，上至皇室宮殿（太和殿），名勝園林（頤和園），寺觀樓臺（岳陽樓），商賈店堂（同仁堂），下至民間齋館府邸（榮寶齋），買賣標示（墨緣齋），居室懸掛（吃虧是福），祝頌贈予（四世同堂），宣示教化（寧靜致遠）等無不涉及，內容多為名稱、名言、頌辭、標示等，匾文內容大都吉祥華貴，寓意深遠，宏闊大方。

     張掛匾額一般選在落成開張或節日吉慶之時，氣氛歡快熱烈，成為此類活動的標志性儀式。民間也多在喜慶節日或壽誕之時張掛，向年高德劭或在各行業中有德望有善行的人贈匾，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對他們行為業績的贊頌和肯定，同時也在社會上達到了宣揚正義歌頌善良的作用。

    匾額因張掛場所和功用的不同而形式多樣，各有選擇，舊時俗稱：豎為招橫為匾，豎橫之分其功用大相徑庭，約定俗成，匾額形式不同，功用也有區分，其中有方形匾，陡匾（俗稱斗匾），卷書匾，蝠形匾等，近年來隨著社會審美的變革和材料影響等，其他形式的匾額時出新意，如：隨形匾，寓意匾，創意匾等。

    方形匾因其簡潔大方，端莊穩定，在各種場合應用最多，如周邊配以漢紋邊式，龍紋等圖案，則更顯得雍容高貴氣象博大（如故宮的正大光明，翔鳳為林等），過去龍紋匾額僅在皇宮等處應用，現今已逐步走向民間。

    陡匾則多用在與皇帝、天地、神道相關的相對莊嚴的場所（如故宮的端門），其形狀像一個傾斜的斗形，四邊配以蟠龍或云頭紋圖案，代表著登級的森嚴，高高懸掛俯視群氓，威不可犯，民間不敢采用。

     卷書匾象展開的書卷，獨特的形制獨特的效果，多書以平和教化的內容（如故宮和神茂豫），為世代文人所鍾愛。

     蝠形匾像一只展翅的蝙蝠，又因其諧音“福”字因而在各類園林等相對悠閑地場所張掛（如：丹樓映日），現今則更廣泛走向民間、園林、餐飲等場所多有采用。

     隨形匾更多的是因材施制，反映了當代人的審美趣向，為匾額中的新潮，其形制又多與刻字和裝潢等藝術結合，受到年青一代的推崇。

    匾額材料以木質和石質為主，石質多用細致易刻的石灰巖，因其堅硬笨重，除特殊場合，一般已很少采用；木質則上至花梨雞翅等高檔硬木，下至白松平柳木不等，民間則以細致易刻的椴木為首選，近年來新型的復合板材如密度板，插接木等，以其質地穩定，經濟易得而逐步用于匾額且得到認可。傳統木料刻制匾額，有著嚴格的工藝要求，必須做到不開裂不變形，以保證他的長期穩定性。

     匾額的顏色種類繁多，有黑底金字，紅底金字，黑底綠字，木色底綠字等。磁青底金字匾額神秘威嚴，鮮艷奪目，過去為皇家專用，如今也為眾多商家采用以示招攬，多種信仰和文化觀點也反映在匾額的用色上，如佛教黃常用于寺廟道觀，代表水的綠色多用于商業及金融等等，顏色用漆以起膜性醇酸類漆為主，而速干的硝基類漆也時有采用，高檔匾額仍采用傳統的生漆和金箔字（如全聚德），匾額字體的刻制多用凹刻，凸刻和雙鉤圖刻，民間制匾則以雙鉤凸刻為主。不論何種刻法，以字體凸顯形象生動為上，以加強對字體的理解和掌握內涵。

    匾額的書體最能體現場所的性質和文化內涵，皇宮殿堂仍以傳統的館閣體（亦稱臺閣體）為主，高貴大方，端莊森嚴，彰顯威不可犯的皇家氣派，寺院和園林用字較為舒放，以顏柳和蘇體為主，或活潑或凝重因地制宜，其他場合則以用途和性質的不同而無所不用，匾額懸掛的地方往往相對重要和明顯，所用字體總以端莊嚴整簡捷易識為主，民間刻匾多請名家和年高德劭權高位顯者書寫，以提高用匾場合的文化品位，全國各地匾額風格多樣又各具特色豐富斑潤，代表了各地文化風格的不同，是中國書法藝術的突出展現。歷代遺存的匾額充分展示了書法藝術的魅力，名手輩出代不乏人，有些已經成為書法藝術的經典，如光緒皇帝手書的“頤和園”匾，毛主席手書的“北京大學”匾，那桐書的“清華學堂”匾，陸潤癢書的“榮寶齋”匾，翁同龢書的“寶古齋”匾，郭沫若書的“故宮博物院”石匾，沙孟海書的“大雄寶殿”匾等。

    匾額作為一種文化載體與各地的民俗民風密不可分，除了它具有的招示作用外，在祝頌、慶賀、表彰、褒揚等社會活動中也多有采用，慶賀老人壽誕送“松鶴延年”匾，四世添丁送“四世同堂”匾，送名醫則“華佗再世”，送藝人則“德藝雙馨”，送老師則“|桃李滿園”，鼓勵人上進則“藝無止境”，督人上進則“天道酬勤”等等。

     但是，歷來對匾額的文字著述極少，在封建社會森嚴的等級制度下，對匾額的尺幅、樣式、顏色一定有著嚴格的要求，因為沒有資料的記敘，我們也無從考究，從王世襄的髤漆錄，錦灰錄，朱家溍的故宮退食錄等最可能述及其類內容的書籍中也找不到相關記載，直到改革開放之后，才開始有此類論著圖片出版，各地都有此類資料填補著這項空缺，如“北京名匾”一書，擷北京故宮，頤和園，各寺院，各商號名店名匾三百余方，從樣式、材質、內容、書體、色彩、歷史等各方面給予介紹，詳實完備，公正嚴謹，成為中國匾額文化的權威性論著。收藏匾額尉成風氣，各地匾額得以重視和保護，全國各地已有多處以匾額為內容的主題博物館，匾額文化的弘揚有日上之勢。

    博山是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城市，煤炭，琉璃，陶瓷業的興盛，帶動了各類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懸掛匾額由來已久，山林寺觀，商賈館所多有佳致，不乏名品，如顏文姜祠、魁星樓、文廟、鳳凰山、新泰山等處，相傳都有相應的石匾和匾額景致，雖經文化大革命的毀壞，目前尚有多處得以保存。鳳凰山的“接望巖巖”，新泰山的“穩步丹霄”等石額，歷經變革，日久彌新，展示了傳統文化的魅力，清代進士張煥宸書題的“聚樂村”匾凝重大方，樸茂厚重，最是體現出商業匾額的特色，至今在弘揚發展我國餐飲文化中發揮著作用；民間收藏的“荊山書屋”，小巧精致，簡潔明朗，加之翟光桐書體二王一路書風，體現了彼時文人雅士的散淡情懷。

     改革開放以后，匾額在山城大量出現，這一古老的藝術走入了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豐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裝點了山城的風景，成為地區文化的一大象征，其中歐陽中石題寫的“文筆峰”，李駿昌書寫的“魁星樓”，王顏山題寫的“飴山談龍”等為山城人們所樂道，以顏文姜祠，趙執信紀念館等為代表的古建筑群，更是各種匾額的薈萃之地，顏文姜影壁“孝水東流”是依據舊制復刻的，字體選集宋代黃庭堅書法，是地區孝文化的突出體現。

     名商鋪和餐飲業也大量使用匾額，形式多樣，醒目端整，表征了地區文化的繁榮發展，是創造旅游城市的一大亮點，而一代帝師孫廷銓故居中原來懸掛的御賜“為帝者師”匾額雖早已毀損無存，但至今仍為留在人們記憶中的一段佳話。